海南黎族族源及入琼时间研究(转载)

楼主:通什山城 时间:2017-10-29 21:40:31 点击:112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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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黎族是学界公认最早迁入海南的民族,但作为海南的原住民,其来源以及迁入海南的时间,学界却意见不一。本文试图结合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学以及语言学的成果尝试找到一些线索和答案。

  一、黎族迁出地与族属

  黎族是海南最古老的民族,一般认为,他们与中国大陆的百越民族有着同源性关系。但另有一些学者提出,他们与台湾高山族以及马来系的操南岛语的民族,如马来各族与印尼的诸多民族也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对于其先人的迁出地与族源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早期的说法是海南黎族是从东南亚的马来人居住地迁入的,即所谓的南来说。早期有德国民族学者史图博提出,后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为之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来自语言与习俗方面,即黎语中的一些词汇与南岛语有着对应关系,另外,一些风俗习惯以及器物都有着相通之处。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中国传统研究者,即认为黎族是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中分化出来的,在迁入海南之后逐步形成了现代黎族族群。


  现在更新的、也是更合理的一种看法认为,南岛语诸民族与海南黎族都是由中国东南沿海迁出的,因而南岛语与壮侗语(也称侗台语)各民族之间在语言习俗方面的共同性也就能够得以解释。马来人的确与海南黎族拥有共同的起源,但源头都在古代越人。只不过留在中国大陆上的壮侗语族中的各支语言(包括黎语支)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大量借用汉语词汇,同时在音节方面趋于单音化并出现了复杂的声调变化;而迁入南方诸岛后的民族则保持了更加原始的语言风貌,仍然保留着多音节的特征。从现存的证据上来看,这是目前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解释。

  因而南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这也能够从语言上得到证明。马来语等南岛语与侗台语中与水稻种植相关的词汇都有着严格对应关系,说明在马来语各民族的迁出是在水稻已经普遍种植之后,但黎语与它们都无对应关系,说明黎族从这一民族主体上迁出的时间要早于马来人。也就是说,古百越语是今天壮侗语、黎语以及马来语的共同源头;古百越民族也是今天这几支民族的共同源头,黎族迁出大陆时水稻尚未普遍种植——而我们知道,稻植是后世百越民族与马来等民族共同的重要特征——南洋群岛上的族裔迁出则是在水稻普遍种植之后。马来族系沿着中南半岛的沿海地带迁移到的南洋群岛,再向回迁入海南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黎族与其它百越民族都是从南洋诸岛迁徙而来,但这一点的反面证据更多。百越中的吴越中,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再到后世的吴越的发展过程是连续的,考古发掘说明其在长江下游的连续定居历史悠久,早在稻植文明出现之前就早已定居,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在水稻普遍种植之后才由南洋群岛迁入中国大陆。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只能认定,海南的黎族与马来群岛上的南岛(百越)系民族都是从中国大陆上的古代百越民族主体中迁出。

  但对于黎族具体来自于百越民族中的哪一支系,一直争议较大。中国古代的越人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分布的,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吴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几个集团,他们因为有着语言与习俗上的相似性,在中国历史上被统称为百越人。那么,黎族的前身到底是属于其中的哪一支呢?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吴越说。如史式认为:“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出发,逐步向南移民,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

  有骆越说,《汉书·贾捐之传》中,贾捐之谓海南“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治也。”即视黎族为骆越的一支。罗香林1939在《青年中国》创刊号上认为:“黎为骆越一部分,即俚所转称,骆越为百越一支,亦古代夏民族所分出。”此说发表后,后人多从之。尤其是刘耀荃认为:

  “

  “黎族的远古祖先是我国南方古代越族的一支———骆越,大约是三千年前从我国南方沿海大陆地区陆续迁移到海南岛的,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主要是汉族)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成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

  此后,多数学者都认同了这种说法。

  再有就是多起源说,如方鹏提出“有迹可寻的迁入海南岛的越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族群:西瓯、骆越、僚人、乌浒人、俚人、被认为是‘文郎人’的人,后来成为掸泰族群的人”。“黎族的构成是多元的,但非多源。她的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骆越。其他的成分都是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骆越说。骆越、僚人、俚人应该是中国古籍中对于壮侗系先民的不同称谓。而境外的掸泰系民族与这个集团历史上也关系密切,有着同源关系,恐怕在黎族迁入海南之前尚未分化。这一系民族与海南黎族之间的确有着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从基因分布还是从语言上来看,它们都和黎族接近。

  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即从语言中从一到十的数词上来看,今天这一系民族中主要使用的是来源于汉语的借词,以壮语为例,只有一、二、五等几个数字有自己的系统。很明显,壮侗系民族是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一套一到十的计数系统的时候,受到汉族的影响而直接借用了汉语。这一点与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相类似。黎族则完整地形成了与此一族系一套完全不同的一到十的数字称谓,其中没有汉语借词的影响。这说明在迁入海南的时候,一到十的计数系统已经完全形成了,黎族的迁出时的文明程度要高于骆越系民族。语言是民族共同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是数字的使用是语言中的基础性词汇,如果两个族群使用的语言中数字不相通的话,是很难认定是同一个民族的。

  当然,民族共同体也是一个不断分化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分化,像数字这样的基本词汇即使分化也必然会有共同的语源,而在黎语中却找不到与壮语相近的数字来源,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黎族来源于一个百越民族中另一个已经与骆越在语言上已经难以沟通的族群。

  当然,还可以有别一种解释,即黎语中的数字系统是进入海南之后独立创造出来的。但从语言学上来看,这种可能也不存在。因为黎族的这一套计数系统与台湾的泰雅语以及印尼语等南岛语等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虽然台湾的高山族各支系与马来各族裔的一到十的计数法都是双音节的,与黎族不同,但其同源关系是明显的。黎语中的数词多数与马来语与高山族各支系的后一音节相近似。

  现在一般认为,台湾的南岛语居民和太平洋的南岛语居民都是从中国古越族分离出去的,那么,与海南黎族当然有着渊源关系。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台湾原住民最大的可能性是来自于吴越系的闽越。


  那么,是否也暗示着海南黎族也来自于吴越(含闽越、东瓯)系统呢?即前史式所说的是“河姆渡”人的后裔呢?

  我们从现代的基因技术上可知,古代吴越居民分布较高的典型父系染色体类型是O1-M119单倍体,而代表西部百越的典型是O2a-M95。前者在台湾的原住民中排湾、泰雅族居民中的出现频繁普遍超过50%,它在浙江汉族中的出现频率也相当高,但台湾原住民和浙江汉族中的带有西部百越色彩的O2a-M95的出现频率却很低。黎族中这两种单倍体都有出现,但代表西部百越的O2a-M95出现的频率比代表东部百越的O1-M119的出现频率高得多,与壮族的分布频率相近似,都超过百分之五十。但黎族代表吴越成分的O1-M119单倍体出现频率明显超过壮族。这说明,黎族的基因分布呈现出一种以西越为主,向东越过渡的状态。

  但是否是后来进入海南的骆越,即壮侗等民族改变了黎族原有的以吴越型为主的基因构成呢?

  来自基因研究的成果否认了这样的猜测:“试验结果显示,黎族三个支系虽然很高频率的M119和M95突变,但是却没有发现1例其下游的M110或者M88突变,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是最古老的百越族群的遗传标记,”也就是说,不管是东越系统还是西越系统后来出来的突变都没有在黎族的基因中出现,说明近代很少有其它民族群体(包括骆越的后代壮族)大规模的融入,也就是说今天黎族的基因分布比较接近脱离原有族群时的状态。因此,它的主体应该是接近西部百越,而不是东部的吴越了。

  而且吴越、东瓯等东越系民族如果要迁徙的话,除了台湾与其比较接近的地利(尤其在低海平面的时代)条件之外,那他们更大的可能是选择沿着海岸线向西南迁徙,因为向珠江三角洲迁徙应该更适合他们生存,也更类似于他们原有的长江、闽江下游的生活环境。但在珠江三角洲,即南越一带并没有发现他们迁徙的明显遗迹。

  据考古发现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约距今6500一5000年间主要分布在网河平原南部的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约距今5000-3000多年间主要分布在网河平原北部的渔捞采集经济文化和两周时期主要分布在冲积平原的火耕水褥经济文化。”

  也就是说,这一带应该是在3000至5000年前逐步进入农业社会,其生产水平较长江下游一直低得多。而且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先进文化因素一直是从陆地而不是从海上传播过来的,广东的考古发掘中,农业、青铜等文明都是由粤北一带向珠江三角洲扩散,那么,吴越也就更不可能直接移民到海南了。

  因此,吴越——台湾——海南的可能性不大。黎语中数词与其的同源关系可以解释为当年的黎族先民从文化水平更高的吴越、闽越、南越中借来的。但骆越仍然没有使用,而是在后来直接从汉语中借词了。这说明壮族在与汉族直接接触(最大的可能是开通灵渠后汉族文化开始进入南越后)才发展到了十位数字的。但在此前的两三千年里,广东西部受到其东部的吴越文化和闽越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了十个数字是很正常的。

  那么,就只剩下了存在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越与西瓯了。应该说,史籍记载中的南越与西瓯是关系密切,但又有所不同两个集团,它们之间“习俗虽同,但语言各异。”应该说,这是两个更接近的古越集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越主体在珠江三角洲平原,而瓯越主要分布在其西南,再西则是骆越了。那么,黎族先民从雷州半岛南渡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西瓯应该是亲缘关系上和语言文化距离南越更近些,而距骆越更远,因此它后来才会成为南越下面的一个属国性的组织。

  而且更大的可能是在黎族向海南移民的时候,南越与西瓯两个群体尚未完全分化。考古发掘中也能看到,海南的古遗址与广东而不是广西有着更多的类似。而这个族群在文化和生产技术上低于东面的吴越,但高于西面的骆越。只不过秦汉之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生存地域的南越在文化上已经纳入到了中原文化体系之中,这时西瓯便与西面的骆越文化显得更近了,因此,汉时便开始骆越、西瓯并称了。后来,西瓯的一部分被同化到了东面的汉文化之中,形成了“俚人”;另一部分则融入到了骆越之中,还有一部分就保留在了海南黎族之中。


  二、 黎族迁入海南的时间。

  关于迁入的时间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万年前说,认为一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遗址就是黎族先民的生活遗迹。

  5500-5000年说。即史文中所说,“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

  三、四千年说。如潘雄提出:“在距今三至四千年前,他们的祖先横渡琼州海峡.后,不适宜于北部的平川旷野生活,即沿南渡江两岸寻觅自然食物,溯流而上,择林而居。”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遗址。海南有人类生活的遗址很早,但能够确认的连续的文化却不多。


  三亚落笔洞

  “

  “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虽与两广地区大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每个发展阶段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早晚差别,并且体现出某些地方特点。总的来看,海南的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各阶段的文化之间存在缺环,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缺乏自身演变、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突显出文化渐变进程中滞后的特点,在时间上也较两广地区为晚。”

  ”

  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海南不断地有人迁来,也有人迁走,极不稳定,尚未进入稳定连续的民族生存姿态,或者说,是处于古代越人生活的一个边缘状态,因此,那个时代还难说已经形成了海南黎族这样稳定生活的族群。

  首先,在上古社会中,没有族群共同生存的个体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来的。因而即使有少数人群的流入,真正形成族源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在海南这样的热带地区,数量极少的个体能够战胜疾病、饥饿等自然因素而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极低。新石器晚期之前的考古遗址都无法证明是延续到了后世的生存遗址。

  其次,黎语中“猪”一词与侗台语和南岛语都保持了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那么黎族进入海南应该是在猪的饲养已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之后。考古中发现最早的猪是在距今9000年前的广西甑皮岩遗址中。但中国南北普遍对猪进行圈养则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前。黎族入琼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即上限是7000年。但结合考古发现,黎族进入海南的时间应为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即生活方式以渔猎采集为主,开始有了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萌芽,所以一万年的说法基本上可以排除。黎语中“田”一词却与侗台语有对应关系。说明已经有了原始农业,只不过这时的原始农业可能是以薯芋为主,也可能开始了山栏旱稻的种植。说明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有了原始的农业。这一时期不会超过距今六千年。尤其是考虑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进入这一时期更晚,这就更容易考证。即黎族主体进入海南的时间应该是在已经有了原始的农耕,但尚未进入稻作之前的时期。

  时间的下限也可以在语言中找到相应的关系,一是黎语中“水稻”、“狗”等词都与侗台语不同。说明在这些事物传入南方的时候,黎族已经从母体族群中脱离出来了。在壮侗系(或称侗台语)语中“黎语……‘稻子、插秧、臼、耙’几个为黎语所独有,与其他语言完全没有对应关系。……恐怕只能解释为黎族先民入岛前两广大陆尚未学会栽培水稻,除此很难作出其他比较合理的解释。”这说明黎族先民入琼的时候,西瓯、南越等系族群还未普遍种植水稻。从其它相关的语言研究中也可以发现,黎语在渔猎阶段的词汇与印尼语、壮侗语有着更多共享的词根,如猪、熊、鸭子、等,而农业相关的共同词根却就难以找到了,如水井、池塘、栽种等词印尼语与壮傣、侗水都有共同的词根,但黎语与其均不相同。

  因此,这些事物在岭南出现的时间应该是黎族分化出来的时间下限。

  一般认为,据今五千多年前的良诸文化已经进入了以水稻为主的农业文明。水稻种植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产业,但这种文化传到珠江流域则较晚。距今4000至4500年前的粤北石峡文化是岭南最早的水稻人工栽培的实物证据。但沿海地区种稻时间更晚,可以把时间的下限放到距今4000年前。


  黎语中“狗”一词与侗台——南岛语已经没有对应关系。说明狗大量出现的时候,黎族先民已经脱离了大陆。虽然中国南方距今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狗的骨骼,但岭南距今4000年前的广东河宕遗址中才出现了狗的骨骼,因此,黎族与母体民族的分离应该不晚于这个年代。但以薯类为标志的华南原始农业出现的时间亦不会早于六千年,因此,其上限也应该不早于距今六千年前。


  综上所述,黎族移入海南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六千年至四千年间,而且它不一定是一次性地迁入,而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分批次地陆续移民。考虑到这一时期人们尚未进入稳定定居的农业阶段,在以采集、捕捞、狩猎为主的生活中,迁徙是经常发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海退期,古华南的海岸线“在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了波动性的海平面下降,水域面积减小,软体动物和鱼类数量减少,”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由于食物数量的减少,习惯了以海洋为食的先民们转向了更南的海南寻找食物,这一段时间可能是黎族民族主体的形成期。因为在此之后,海南的考古遗址相对数量相对多了起来。而在距今四千年之后,由于水稻的种植和海平面的重新升高,人们的食物资源又丰富起来,而且更加倾向于定居生活,迁居的动力反而不大。那么,黎族的先民主体在距今五千年前左右迁入海南的可能性最大。

  三、 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般认为黎族支系间语言上的区别主要来源于入琼的时间不一,多数人认为润(本地)黎是最早迁入者。但我们从语言上发现,赛(加茂)黎却可能是最早的迁入者。加茂方言与其它黎语沟通较难,很可能是因为越古老的族系越倾向于维持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化所致。

  加茂方言中的数词系统的一些讲法明显与其它黎族不同,如三、四、六、十等都更接近黎语的古语系统。黎语其它方言中的不同读法实际上是来自于古南岛语双音节中的另外一个音节。其它方言多保留双音节中的后一音节,这种变化与其它词汇变化方式相同,但赛方言保留的却多是前一音节,这种非规律性的变化方式应该是古语系统遗留的结果。而且从称谓上来看:

  “

  “如果站在岛的四周来看,居住越靠岛中部的本族人,越会被居住在外部的本族人称为‘赛’;而若站在岛的中部来看,居住越靠岛四周的本族人,越会被居住在中部的本族人称为‘哈’”

  ”

  那么,自称“赛”的加茂黎族可能是最正宗的“赛”,因而他们可能是最早移民海南的黎族群体。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就是方言的变化是后来分化的结果。一旦民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由于地域的因素,语言自然会分化而出现方言。从海南的地名上来看,过去黎族曾分布在全岛的各个地域,只不过后来因为汉文化的侵入,而集中到了中部山区。因为山岭的阻碍,方言分化也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数字的分化应该是在较为古老的时代里出现的,这至少说明加茂黎与其它族系的分化是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因为看不到汉语的影响。

  另外,多源说中的其它民族因素在黎族中占到多大的因素呢?

  从基因分析可知,首先,人们根据黎族“族栈”的传说和中国历史上关于“昆仑奴”的记载,一直认为有“矮黑人”,即“尼格利陀”人融入了黎族之中,现在已经知道,“矮黑人”实际上是指早期从非洲移出进入亚洲大陆的一支古老的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屿中。但其特有基因类型比较古老而简单,即D——YAP型基因,除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上分布之外,只在西藏和日本有一定分布。在目前,海南黎族中尚未检测出这种基因类型,它在黎族中的分布可以排除。

  同时,尽管史籍中记载了李德裕等人的后人融入黎族的事迹,但在黎族的基因中,中国南北汉族父系染色体中高分布的O3型基因单倍体出现频率极低,至少汉族对于黎族基因库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有限的,而且O3型基因并非是汉族独有的基因类型,也是较古老的一种基因单倍体,在东亚其它民族中也都有分布,只不过在汉族群体中由于瓶颈因素被放大了显得集中,海南黎族中存在的少量O3型基因并不一定是汉族的影响所致。如要证明海南黎族中的汉族融入,需要检测汉族独有的O3下游的独有单倍体,现在这方面的资料未见。从黎族现在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它的父系基因单倍体分布相当古老,找不到出现过大面积的基因交流的重大事件的迹象,可以说,汉族流入黎族的情况在现代之前应是极少发生,偶然流入的基因类型并未对其原始基因库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对于黎族起源中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但材料方面挂一漏万,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充分探讨才能有更确切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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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心则灵宁静花园 时间:2017-10-30 01:21:52
  多少年前的研究?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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